小说史研究的新路径 ——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

（谭帆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晚清以来，传统小说几乎一开始便是在与西方现代小说（Noverl）相比较中备受关注的。在西方小说所谓现代意义的比附下，如何为中国传统小说命名、定位与诠释，如何描述其演进历程，都是颇为尴尬的。可以说，鲁迅之所以讲述《中国小说史略》，直接源于当时新思潮影响下对小说的推崇及其种种争论；然而，此书开篇第一义却是力排众议，直指本源，自发明历代史志著录之小说概念入手，分类辨体、考镜源流，由此建构中国传统小说自身的统纪。以目录学发明传统学术体系之大势，实盛于晚明清初，而纳小说戏曲于其间者，又以万历间胡应麟为代表。可以说，《史略》与当时依违新旧、议论不休者迥然异趣的，正在于其强烈的史家精神；同时，这一史家精神与晚明有着极深的学术渊源，它始终植根于传统目录学的学科体系，以此为本融摄西学之新思潮，遂能高屋建瓴，成一代研究之典范。

自《史略》行世之后，不少学者以此为进路，在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中递有发挥，一时新见迭出，从而奠定了相关领域的基本格局。然而，此类研究多缘于新材料、新发现，《史略》重返史志、会通中西之精神，却早已随着五四新文学思潮的消隐而渐次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一枝独秀，后者在1949年后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自50年代末起，西方汉学界再一次掀起了比较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与西方小说的热潮。这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争论，逐渐席卷了包括港台在内的整个海外汉学界；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正是对大陆长期以来“社会历史——文本”这一研究范式的直接反动，而成为五四时期小说新思潮在海外的延续。这场争议的结果是，一些汉学家开始明确反对用西方现代小说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小说，鼓吹重返明清批评；同时，他们反对五四以来中国学者所持的小说“通俗”说——这一“通俗说”其实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范式中不断被夸张被庸俗化的，而强调中国小说存在两种传统，即文学（人）小说与地摊书籍，后者才是通俗的，而前者却是文人的，其叙事方式上的种种“鄙陋”，恰恰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精心结撰，而中国传统白话长篇小说（即章回）亦因此最终成为一种真正的新文体。然而，在如何诠释文人的参与下章回小说这一新文体的兴起、及其所寄寓的精神内涵上，海外汉学研究却似乎进入了一种瓶颈状态，并迅速转向种种形式的探讨。相应地，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与现当代文学界，在西方的影响下，也迅速开始了中国小说批评的叙述学转向，并迅速波及中国传统小说的批评领域。这一思潮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学术界尽管不断有人倡导回归传统，其极端的口号便是所谓“回到乾嘉去”；然而，这一声音却有些底气不足，大抵理论的建构尚无以企及晚清民初一代学人，遂不得不以实证之学为依归。

可以说，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汉学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讨论，其实质是五四新思潮的继续；然而，重返明清评点只是一个途径，由此建构的中国小说叙述学，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肯定，始终以西方现代小说为圭臬，不过略有折衷而已。换言之，这一场讨论，最终结果是，西方学者成功地将中国传统小说的研究纳入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小说学的体系，成为其中一个颇具东方特色的学科分支；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小说近世意义的显现，并最终指向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转型。这样一种研究自有其历史价值，然而，却始终无法真正诠释中国传统小说近世意义的复杂面相，并最终遮蔽了传统小说自身的发展进程及其意义所在。

不过，三十年来回溯传统的种种努力，仍可以说功未唐捐。仅就小说领域而言，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小说”、“传奇”、“话本”、“章回”、“演义”等基本概念的持续考索，使得民国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西学为标准的相关界定显得支离破碎，许多历史判断经不起历史本身的检验。而经由实证之学的操演，进而开始回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脉络本身，便成为新时期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的学术自觉，或许也将是重构中国传统小说学的开始。

也正是因此，谭帆教授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下文简称“考释”）一书，可以说适逢其时。此书不仅可以看作此前相关问题意识的一次系统总结，而且对于当下研究者对传统小说研究的系统反思具有重要的启发。

《考释》在绪论中明确以“术语的解读：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为题，开篇即道：

近年来，对中国小说研究之反思不绝于耳，出路何在？梳理中国小说之谱系或为有益之津梁，而术语正是中国小说‘谱系’之外在呈现。所谓术语是指历代指称小说这一文体或文类的名词称谓，这些名词称谓历史悠久，涵盖面广，对其作出综合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考知中国小说之特性，进而揭示中国小说之独特‘谱系’，乃小说史研究的一种特殊理路。（第1页）

简言之，在作者看来，近代以来在西方小说观影响下，以“虚构之叙事散文”为小说之特性，以“神话传说——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为发展之谱系，这一小说史的叙述并不吻合传统小说发展之实相。因此，从解读术语入手，重新考知传统小说的文体特性，并由此清理传统小说的内在谱系及其演进轨迹，便成为本书的主要目标。

《考释》一书分上下两卷，分别为文体与文法术语两个部分。其中，下卷专考文法术语，并将文法术语视为“小说叙事法则的独特呈现”，不过，这一部分的篇幅与上卷似乎未能相衬。大概对作者而言，这些源于小说评点的叙事法则，仅仅辉煌于明末清初短短五十余年间，尽管也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最具小说本体性”的批评内涵，并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曾产生过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的遗存”。

上卷十五个术语的考辩显然为全书重点，约分三类：一是小说之总称，二是小说细目之名称，三则与小说创作手法有关，或者说半文体概念。前二者实为《考释》重构小说自身谱系的关键所在，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也迭有新见。

“小说”的总称，如“小说”、“说部”、“稗史”、“稗官”，所涉均为传统目录学科体系中，小说一门的起源及命名等问题。作者正是在详考“小说”、“说部”之后，指出“小说”一词，不论雅俗，不论文白，皆隶于其下，其性质之丰富，变化之复杂，远非“叙事虚构散文”可以概言，而别有谱系。“作为‘通名’之‘小说’、‘说部’，均从学术分类入手，逐步延伸至通俗小说，由‘子’而‘史’再到‘通俗小说’”，以小说专门指称“通俗小说”自明以来始蔚为繁盛；因此，“子”、“史”两部皆是中国小说之渊薮，也是中国小说之本源。作者同时指出，中国小说糅合‘子’、‘史’，又衍为通俗一系，“其中维系之逻辑不在于‘虚构’，也非全然在‘叙事’，而在于中国小说贯穿始终的‘非正统性’和‘非主流性’”，其中，“资考证”、“示劝惩”、补正史、广异闻、助谈笑是中国小说最为普遍的价值功能。把小说概念置于学术史脉络当中，较之仅从其文学特征加以考察，无疑显得更为周延。至于“稗官”，历来考证者甚多，《考释》所收陈广宏教授《稗官考》一文，利用出土的秦汉律，指出，稗官在秦汉时期，是指县、都官之属吏，具体秩次在百六十石以下，位于最基层；最关键的是，这些稗官并非天子之士，而是庶人之在官者，也就是说，传语者乃庶人，而非士人。由这些庶人之在官者来采集民情俗议，亦决定了早期“小说”乃小道、小家珍说的品格。

“小说”一门的细目名称，如章回、传奇、话本、词话、演义等概念，历来论者常常混用，考明其义旨也正是一部小说文体的渊源流变史。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新梳理以上概念的同时，本书在绪论中还特别突出了对“演义”与“笔记”的界分。

首先，“演义”概念的使用，也同样经历了由子至史到通俗的过程，并最终成为白话小说的统称，“子史之余”与“通俗”始终是演义最重要的品格。因此，近代以来仅将演义视为章回小说的一个文类并不确切，在明清人的议论中，“演义”更多的是一个文体概念。不仅如此，以“演义”统称白话小说，实质上体现了白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文体自觉，即明确白话小说以通俗为特性，以说话为源头，以教化、娱乐为功能，而迥别于此前的文言小说。

其次，二十世纪初以来，“笔记”始与“小说”连用，其具体内涵虽仍有争议，却往往与“传奇小说”相对，视为文言小说之一体；相应，“笔记”遂得以与“传奇”、“话本”、“章回”并称小说四体。《考释》以为，笔记一体长期隐于子、史两部之中，而“笔记”一辞初则但指典实之书记，魏晋南北朝人尚有文笔之分，宋人始以“笔记”为书名，多为议论杂说、考据辨证类。而近人所云笔记体小说，当以载录鬼神怪异之事和历史人物轶闻琐事为主，乃“史之流别”，以“资考证、广见闻、寓劝戒”为目的，属于篇幅短小、语言简古的札记体。把“笔记“一名置于不同时代的历史情境，无疑有利于在语言的流变之中把握概念的内涵变化。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考释》指出，对不同文体术语的界定，同时也体现了对不同文体的价值定位，“古人将‘传奇’与‘笔记’划出畛域，又将‘演义’专指白话小说，即有价值层面之考虑”。《考释》最终认同了胡应麟、四库馆臣等关于小说的界分，明确标举“笔记”与“演义”的对立，这一谱系彻底搁置了小说乃“虚构叙事散文”的研究前提，而强调了小说文白两体的雅俗之别：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文言小说始终是正宗，而非现代以来小说史所称之白话小说，在文言小说中，笔记始终是正宗，而非现代以来小说史所称之传奇。这一翻案文章尽管会引起一定的争议，但从本书的论证而言，却并非无根之论。

应该指出，民国时期有关“笔记”体概念的提出，其实有着颇为特殊的意义。它试图甄选出传奇以外其他富于小说意味的短篇文言——以志怪志人为主、兼及其余札记，将之归于“笔记”名下。概言之，“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这一谱系强调的是历时性发展，是对小说史的勾勒；一旦以“笔记”取代“志怪志人”，强调的却是小说四大文体的共时性存在。“笔记”体的提出，不仅折射出民国学人试图以现代小说概念来重新界定传奇以外短篇文言的努力，同时也折射出当时小说创作领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晚清民国，新兴现代小说之外，通俗之章回体与文言之传奇体、笔记体亦同样盛行。其中传奇体与现代小说颇为相似，不过文白有别罢了，因此，后来也便渐次合流。这样，随着现代小说的大兴，传统小说的发展似乎最终成了通俗小说（“演义”）与文人札记（“笔记”）的两极对立，雅俗之间相隔日远，前者进一步走向市井委巷，后者却退向文人学者的案头，日渐消隐。与此相类，自五四以来，关于新旧体诗的争论始终不绝，近年来更有种种关于旧体诗应该写入现代文学史的呼吁；新小说遭遇旧小说的尴尬，其实亦如旧体诗遭遇新体诗一般，只是关于如何重写笔记体的呼声更为微弱罢了。可以说，《考释》所深慨的，正在于当前小说创作中传统小说文体的“流失”，包括章回体的通俗化与笔记体的边缘化。近年来，当人们日益陷入小说创作的困境，而激赏孙犁、汪曾祺等人小说作品中别具一格的传统风神时，或许很容易想起作为中国文言小说正脉的笔记体小说。当然，一旦切断了与传统血脉的关联，当代流失的又何止是传统的小说文体，更为重要的或许是传统小说所寄寓的文人精神——其中笔记体小说，在逼仄的现代社会中，也许已成为传统文人精神最后隐遁的场所。

由此来看，《考释》以“子史之余”与“通俗”来界定小说的基本特性，并标举“演义”与“笔记”的对立，试图由此来重新衍绎传统小说的谱系，自有其特殊的理论语境。《考释》最值得激赏的，也正在于其中对近代以来传统小说研究强烈的反省意识，重返传统目录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对文人立场的坚守——或者说它曲折地反映了现代知识人对当下的忧虑，及试图复归传统精神的努力。

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反思精神，《考释》对传统小说谱系的还原，是有意识地以搁置“虚构性叙事”为前提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考释》否定传统小说虚构性叙事的意义。书中明确提到，虚构叙事是小说“最具本体特性”的内涵，而明清通俗小说的繁兴，意味着“‘小说’最终确立了‘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这一内涵”（《小说考》）。也就是说，“虚构性叙事”仍是衡量“小说”文体独立的重要标尺。这样，对本书而言，追溯从“志怪”到“传奇”，再到“笔记”的历程，同时也是小说根本内涵逐渐彰显的过程。尚应提出的是，“演义”作为小说术语，最初并非白话小说的统称，而是专指以通俗的形式演正史之义，因而往往与“按鉴”合称“按鉴演义”。从“按鉴”到“传奇”、从“通俗演义”到“才子书”，也同样隐寓了小说由子史之余到独立的过程。

重构中国小说学，重返明清批评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叙事学也断非中国小说学主要内涵。或许正是因此，谭帆教授等一批学者迅速由文法术语转向了文体术语。一种文体，在传统目录体系中如何命名、分类与变化，往往也是勾勒这一文体谱系或称文体学史发生、发展及嬗变的根本途径。因此，欲还原中国传统小说自身的理论系统，关键在于重返传统目录学的学科体系，而发明小说文体的诸多概念自是其应有之义。就此而言，本书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植根于传统的意义上，二者实可以说殊途而同归。